一、引言
2024年，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呈现显著的不均衡性，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持续加剧，而亚洲地区在这一背景下，成为了货币贬值的“重灾区”。自4月起，一场覆盖范围广泛的货币贬值潮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蔓延，无论是作为发达经济体代表的日元、韩元，还是处于新兴市场阵营的印度卢比、印尼盾、越南盾、菲律宾比索，均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大幅贬值，部分货币兑美元汇率甚至创下了数月乃至历史以来的新低。尽管人民币在此次贬值潮中表现相对稳健，贬值幅度处于可控范围，但离岸人民币汇率也未能完全独善其身，创下了2023年11月以来的新低。
货币作为一国经济运行状况的“晴雨表”，其大幅波动绝非孤立事件，而是会对该国经济、金融体系产生连锁反应，直接影响进出口贸易、企业经营效益、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以及金融市场稳定。此次亚洲货币集体“跳水”现象，不仅引发了亚洲各国政府与货币当局的高度警惕，也吸引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广泛关注，市场各界纷纷担忧这一趋势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区域性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复苏进程造成冲击。
二、2024年亚洲货币贬值潮的具体表现
（一）贬值范围：覆盖亚洲发达与新兴经济体
此次亚洲货币贬值并非局限于某一特定类型或区域的经济体，而是呈现出“跨收入水平、跨区域”的全面覆盖特征。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既包括日本、韩国这样的亚洲发达经济体，其货币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和交易量；也涵盖了印度、印尼、越南、菲律宾等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往往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更为敏感。从地理区域划分，贬值范围涉及东亚（日本、韩国、中国）、东南亚（印尼、越南、菲律宾）、南亚（印度）等亚洲主要经济板块，形成了一场罕见的亚洲货币集体承压格局，仅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的货币汇率相对稳定，未被卷入此次大规模贬值浪潮。
（二）贬值幅度：多项汇率突破关键历史节点
各经济体货币的贬值幅度均较为显著，且多数货币兑美元汇率突破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或阶段性关口，市场信心受到严重冲击。具体来看，日元的贬值表现尤为突出，4月29日，日元兑美元汇率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关口，这一数值创下了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4月末，日元2024年年内贬值幅度已超过15%，成为亚洲发达经济体中贬值最严重的货币。韩元的贬值同样不容小觑，4月16日，韩元兑美元汇率一度突破1美元兑1400韩元大关，这是2022年以来韩元首次跌至这一区间，年内贬值幅度接近10%，韩国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持续扩大。
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印尼盾的贬值幅度最为惊人，4月16日，印尼盾兑美元汇率跌破1美元兑16000印尼盾大关，创下近四年来的新低，年内贬值幅度超过8%，成为同期亚洲货币中跌幅最大的币种之一。越南盾则迎来了历史级别的贬值压力，4月19日，越南盾兑美元汇率跌至25463，这一数值刷新了越南盾自诞生以来的最低纪录，年内贬值幅度已超7%，越南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一度蔓延。印度卢比与菲律宾比索的贬值虽相对缓和，但也处于阶段性低位，4月19日，印度卢比兑美元汇率下跌至83.5585，创下2023年11月以来的新低，且已连续三个月呈现贬值趋势；4月17日，菲律宾比索兑美元汇率跌破1美元兑57比索关口，为2022年末以来首次，累计贬值幅度达6%。
相比之下，人民币的贬值幅度相对温和，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但仍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4月16日，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度最高触及7.2831，创下2023年11月以来的新低，2024年年内贬值幅度约为2%，远低于其他亚洲主要货币，这一表现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稳定性密切相关。
（三）贬值节奏：集中爆发且呈加速态势
此次亚洲货币贬值并非缓慢推进，而是呈现出“集中爆发、快速蔓延、阶段性加速”的特征。贬值周期正式开启于2024年4月初，初期主要表现为韩元、印尼盾等少数货币的小幅下跌，市场尚未形成普遍的贬值预期。进入4月中旬后，贬值节奏明显加快，4月16日成为关键转折点，当日韩元突破1400关口、印尼盾跌破16000关口，同时美元指数大幅攀升至106.5，创五个月新高，“美元强、亚洲货币弱”的格局正式确立，贬值情绪开始在亚洲各经济体间快速传导。
4月16日至20日，贬值范围进一步扩大，印度卢比、菲律宾比索、越南盾等新兴市场货币相继加入贬值行列，且贬值幅度不断扩大，越南盾更是在4月19日创下历史新低，新兴市场货币集体陷入“跳水”模式。4月下旬，发达经济体货币也未能抵御贬值压力，日元在4月29日跌破160关口，创下34年新低，至此，亚洲货币贬值潮达到阶段性高峰，形成了覆盖发达与新兴经济体的全面贬值态势，市场对货币当局干预的期待与担忧并存。
三、亚洲货币贬值对各国经济的多维度影响
（一）进口成本攀升挤压企业利润
亚洲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较强的“外向型”特征，且对能源、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等海外进口商品的依赖程度较高，货币大幅贬值直接导致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商品成本显著上升，进而对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冲击。以印尼为例，作为东南亚最大的能源进口国，4月印尼盾贬值后，国内原油进口成本环比上升9.2%，为缓解成本压力，国内炼油企业被迫上调汽油零售价，这一调整直接导致交通运输业的运营成本增加4.5%，而交通运输成本的上升又进一步传导至下游零售、物流等行业，形成“成本上涨链条”。
越南纺织业是受冲击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该行业对棉花、化纤等进口原材料的依存度高达70%，货币贬值使得原材料进口成本大幅增加，而纺织产品的出口价格又受到国际市场竞争的限制，难以同步上调，导致行业利润率从2023年的5.8%骤降至2024年4月的3.1%，部分中小型纺织企业因利润微薄甚至出现亏损，面临停产或倒闭的风险。日本汽车业虽因出口受益于货币贬值，但核心零部件（如汽车芯片）的进口成本同样上升，经测算，进口成本的增加抵消了约30%的出口红利，丰田、本田等头部汽车企业4月的营收增速较一季度回落2-3个百分点，企业盈利预期受到影响。
（二）输入性通胀加剧削弱居民购买力
进口商品成本的上升通过“生产端向消费端”的传导，直接推动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上升，形成输入性通胀压力，这一压力对居民生活质量产生了显著影响。2024年4月，印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8%，超过了印尼央行设定的3%的通胀目标上限，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2%，主要原因是小麦、大豆等粮食进口成本上升，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尤为显著，部分家庭不得不缩减非必要开支以应对基本生活需求。
菲律宾的通胀情况同样严峻，4月CPI同比上涨5.1%，核心通胀（剔除食品、能源价格波动）达4.3%，创下2023年以来的新高，通胀压力已从能源、食品领域扩散至服装、家电等非核心消费领域，居民实际购买力持续下降。日本虽长期面临通缩压力，但此次货币贬值也引发了通胀抬头的迹象，4月日本核心CPI（剔除生鲜食品）同比上涨2.8%，远超日本央行2%的目标，且涨幅主要由进口能源、日用品价格推动，居民对物价上涨的抱怨情绪增加，消费意愿受到抑制，4月日本核心消费支出同比下降1.2%（剔除通胀因素后），进一步拖累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复苏。
（三）资本外流加剧货币贬值循环
货币贬值往往引发国际资本的“避险性外流”，投资者为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资产缩水风险，选择将资金从贬值经济体撤出，转向美元等更具避险属性的资产，而资本外流又会进一步加剧货币贬值压力，形成“贬值-外流-再贬值”的恶性循环。2024年4月，亚洲新兴市场股票与债券市场的净流出规模达到286亿美元，其中印度、印尼成为资本外流的重灾区，分别净流出68亿美元、52亿美元，资本的大规模撤出导致两国股市出现阶段性下跌，印度孟买敏感指数4月累计下跌3.5%，印尼雅加达综合指数下跌4.2%，金融市场波动性显著上升。
对于实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亚洲国家而言，资本外流的冲击更为直接。韩国作为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4月外资净卖出韩国国债规模达32亿美元，国债收益率被迫上行以吸引资金留存，而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又增加了政府的债务偿还成本，对财政可持续性构成挑战。越南由于国内金融体系稳定性受冲击，资本外流压力尤为突出，4月外汇储备减少约4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的下降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对越南盾的信心，加剧了贬值预期。
（四）外债偿还压力增大提升违约风险
部分亚洲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对外负债规模较大，且外债多以美元等国际硬通货计价，货币贬值直接导致以本币衡量的外债偿还成本大幅上升，对于外债结构不合理、外汇储备不足的国家而言，债务违约风险显著增加。截至2024年一季度，印尼外债规模达43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4月印尼盾贬值后，印尼政府每月的外债偿还支出增加约12亿美元，财政支出压力骤增，不得不通过发行新债的方式弥补资金缺口，进一步推高了政府债务率。
越南的外债问题更为严峻，截至2024年一季度，越南外债规模达1500亿美元，占GDP的48%，其中短期外债占比高达45%，短期偿债压力巨大。货币贬值后，越南企业的短期外债偿还成本上升20%，部分对外依赖度较高的制造业企业出现偿债困难，已有3家越南中小型企业因无法按时偿还美元外债而申请破产保护，债务违约风险开始从企业层面向金融体系传导，对越南金融稳定构成威胁。
四、2024年亚洲货币贬值的成因剖析
（一）美联储强势美元政策与降息预期降温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调整是引发此次亚洲货币贬值的直接且关键的外部因素，通过“利率差传导”与“市场预期引导”两条核心路径，对亚洲各国货币汇率产生显著冲击。
2020年至2021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美联储实施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购买国债、降低利率等方式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这一政策在短期内稳定了美国经济，但也导致美国国内货币供应量激增，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为抑制日益严重的通胀问题，自2022年3月起，美联储开启了新一轮加息周期，连续11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将利率水平维持在5.25%至5.50%的高位，这一利率水平创下了2001年以来的新高。
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使得美元资产的收益率显著上升，与亚洲各国形成了巨大的利差。日本央行长期维持接近于零的低利率政策，日元与美元的利率差高达8%；印度、印尼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基准利率虽高于日本，但也普遍低于美元利率，如印尼央行加息前的基准利率为6.0%，仍低于美元利率下限。巨大的利差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从亚洲国家撤出，转向美国市场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资本的大规模外流直接导致亚洲各国货币供给相对过剩，汇率承压下跌。
与此同时，市场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降温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强势地位，加剧了亚洲货币的贬值压力。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状态难以持续，2024年将启动降息周期，这一预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亚洲货币的贬值压力。但2024年4月美国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改变了市场预期，美国3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7%，显著高于市场预期的0.3%；3月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3.5%，高于预期的3.4%；3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30.3万人，远超预期的20万人。这三项核心经济数据均表现强劲，表明美国经济仍具有较强的韧性，而通胀水平仍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使得美联储的政策重心不得不继续聚焦于遏制通胀。
（二）亚洲国家经济基础的脆弱性
美联储的强势美元政策是引发此次贬值的外部诱因，但亚洲国家自身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存在的短板，才是货币易受外部冲击、陷入贬值困境的根本原因，这些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部分亚洲国家对外负债高企且外汇储备不足，难以有效应对汇率波动。为推动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进程，许多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通过举借外债的方式获取资金，但部分国家未能合理控制外债规模与结构，导致对外负债占GDP的比重过高，如越南、印尼的外债占比均超过35%，且短期外债占比较高，债务偿还压力集中。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相对有限，难以覆盖短期外债规模，如越南的外汇储备仅能覆盖短期外债的1.2倍，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5倍安全线。外汇储备的不足使得这些国家缺乏足够的能力干预外汇市场，难以通过抛售美元、买入本币的方式稳定汇率，国际投资者对其维护货币稳定的信心不足，为国际资本做空这些国家的货币提供了可乘之机。其次，多数亚洲新兴经济体实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政策，汇率稳定性缺乏“缓冲垫”。为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促进经济发展，亚洲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开放进程中选择了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允许国际资本自由进出本国金融市场。这一制度设计在全球经济繁荣、国际资本流动性充裕时，能够为国内经济带来充足的资金支持，但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资本流向逆转时，也使得本国货币极易受到外部冲击。当美联储加息导致资本外流时，资本的大规模、快速流动直接引发汇率剧烈波动，而货币当局缺乏有效的资本流动管控工具，难以遏制资本外流趋势，进一步加剧了汇率贬值压力。第三，亚洲国家普遍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经济抗风险能力弱。受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出口依赖型”特征，出口在GDP中占比过高。越南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超过90%，韩国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达40%以上，印度、印尼等国家的出口依赖度也均在20%以上。这种经济模式使得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波动高度绑定，当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部需求下降时，出口增长受阻，不仅影响经济增速，还会导致外汇收入减少，削弱稳定汇率的经济基础。2024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主要出口市场需求疲软，亚洲国家出口增长普遍放缓，外汇收入增速下降，为货币贬值埋下隐患。第四，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产业多处于产业链低端，外汇获取能力有限。多数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为主，如纺织、服装、电子组装等，这些产业的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乏议价能力，容易受到全球供应链重构、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同时，由于产业链地位较低，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中，大量中间产品需要从海外进口，出口创汇的实际收益被压缩，依靠出口获取外汇以稳定汇率的能力有限。当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出口增长放缓时，外汇储备积累受阻，货币汇率的稳定性缺乏足够的外汇支撑，波动性天然较高。
（三）部分国家的国内特殊情况
除了上述共性因素外，部分亚洲国家的国内经济政策失误、金融体系风险暴露或局势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本币的贬值压力，成为此次贬值潮的“助推器”。
日本的货币贬值受到国内货币政策与贸易结构双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一方面，日本央行长期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基准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与美联储的高利率形成巨大反差，利差导致大量资本从日本流出，转向美国市场，直接推动日元贬值。另一方面，日本近年来的对外贸易结构持续恶化，贸易逆差成为常态，2024年一季度，日本贸易逆差规模达2.3万亿日元，创同期历史新高。贸易逆差意味着日本市场对美元等外汇的需求大于供给，日元的市场需求持续减少，汇率承压。此外，日本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消费市场低迷，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为降低成本、寻求更高收益，日本企业更倾向于将海外投资收益留存海外，而非汇回国内，进一步减少了日元的市场流动性，加剧了日元贬值趋势。
越南的货币贬值则与国内金融体系风险的爆发密切相关。2023年以来，越南爆发了多起大规模金融诈骗案，其中以西贡股份商业银行（SCB）涉案最为严重，金融诈骗导致SCB的资产质量急剧恶化，不良贷款率飙升至25%以上，濒临破产。为防范银行业系统性崩溃，避免金融风险扩散，越南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助，向SCB注入约240亿美元的特别贷款，这一金额相当于越南GDP的5.6%，占越南外汇储备的1/4。大规模的财政注资虽然暂时稳定了SCB的运营，但也导致越南政府财政支出剧增，财政赤字规模扩大，同时外汇储备大幅减少，削弱了越南央行干预汇市、稳定越南盾的能力。金融体系风险的暴露与外汇储备的下降，使得市场对越南盾的信心严重受挫，大量资本选择撤出越南，推动越南盾大幅贬值并创下历史新低。
此外，印度国内的通胀压力与政策摇摆也对卢比贬值产生了一定影响。2024年以来，印度国内食品价格因气候异常持续上涨，3月CPI同比上涨4.9%，虽低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但已接近印度央行设定的4%的通胀目标上限，通胀压力使得印度央行在是否加息以稳定卢比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政策的摇摆性降低了市场对卢比的信心。同时，印度政府为推动经济增长，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财政支出扩张导致财政赤字率上升至6.4%，超过了6%的安全线，财政可持续性受到市场质疑，进一步加剧了卢比的贬值压力。
五、各国应对措施
面对日益加剧的货币贬值压力，亚洲各国货币当局与政府纷纷采取应对措施，试图遏制货币贬值趋势，维护金融稳定，这些措施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口头干预”与预期管理，通过政策表态释放稳定汇率的信号，引导市场预期。4月19日，韩国财长秋庆镐与日本财长铃木俊一共同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对日元和韩元近期的大幅贬值“严重关切”，强调将密切关注汇率波动情况，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汇率过度波动，这是日韩两国首次就货币贬值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旨在通过协同表态增强市场信心。此外，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在4月的多次公开讲话中暗示，若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与通胀产生“负面影响”，日本央行将考虑干预汇市，试图通过政策信号遏制投机性做空行为。菲律宾央行行长埃斯皮里图也公开表态，若菲律宾比索出现“过度波动”，央行将毫不犹豫地干预汇市，稳定汇率。第二类是动用外汇储备直接干预汇市，通过市场操作调节本币供求关系。印度货币当局是这一措施的主要实践者，印度央行明确表示，将依托其外汇储备，在必要时通过抛售美元、买入卢比的方式干预汇市，稳定卢比汇率。2024年4月，印度央行累计抛售约50亿美元外汇储备，试图遏制卢比贬值趋势，缓解资本外流压力。印尼央行在加息的同时，也配合进行了小规模的外汇干预，4月累计抛售约30亿美元外汇储备，辅助稳定印尼盾汇率。第三类是调整货币政策，通过加息提升本币收益率，吸引资本流入。在亚洲各国中，印尼央行率先采取加息措施，4月24日，印尼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从6.0%上调至6.25%，这是印尼央行2024年以来的首次加息，旨在通过提高利率缩小与美元的利差，吸引国际资本回流，缓解印尼盾贬值压力。此外，菲律宾央行也暗示，若通胀压力与汇率贬值压力进一步加剧，将考虑重启加息周期，目前菲律宾央行的基准利率为6.5%，仍有一定的加息空间。
六、案例启示
2024年亚洲货币贬值潮是全球经济复苏不均衡、美联储强势美元政策与亚洲国家自身经济基础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叠加部分国家国内金融风险暴露、政策失误等因素，形成了多维度的贬值压力。此次贬值潮对亚洲各国经济造成了显著冲击，导致进口成本上升、通胀加剧、资本外流、外债压力增大，对经济稳定与金融安全构成挑战。
未来亚洲货币汇率走势将深度绑定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短期内贬值压力仍将持续，中长期则取决于美联储降息节点与亚洲国家经济改革成效。人民币凭借坚实的经济基本面、充足的政策调控空间与持续推进的金融改革，将继续保持相对稳健的走势，成为亚洲货币的“稳定器”。
对于亚洲各国而言，应对此次货币贬值潮，需要采取“短期稳汇率、长期强基础、区域促合作”的综合策略：短期内通过预期管理、汇市干预、资本流动管控缓解贬值压力；中长期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债务与金融体系改革，夯实货币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推进“去美元化”与本币国际化，提升亚洲货币体系的整体稳定性。
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应继续发挥区域经济“压舱石”的作用，通过稳定自身经济增长、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加强区域金融合作，为亚洲金融稳定与经济复苏贡献力量，推动构建更加稳定、均衡、可持续的亚洲经济与货币体系。
案例思考
结合2024年亚洲货币贬值的成因，分析新兴经济体在坚持资本自由流动以吸引国际资本、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如何构建有效的“金融防火墙”，平衡货币汇率稳定、国内经济增长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