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跨境资本流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纽带，也是反映一国经济基本面、政策环境与市场信心的重要风向标。近年来，受全球通胀周期、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显著上升。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既面临外部环境的冲击，也受益于经济基本面的韧性与对外开放的深化。
2022年，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经历了短期波动加剧的考验，证券投资项出现罕见大幅外流，但直接投资的持续顺差与其他投资项的“由逆转顺”有效对冲了短期波动，保障了资本流动的总体均衡。2023年，随着我国经济复苏回暖、资本市场开放持续推进，跨境资本流动呈现出回流态势，稳定性显著增强。
一、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新态势
2022年，我国非储备金融账户逆差显著扩大，打破了2017年以来的平稳格局，核心驱动因素是证券投资项的大幅外流。但与此同时，直接投资延续顺差、其他投资项“由逆转顺”、净误差与遗漏项逆差收窄，共同构成了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2023年初，随着内外环境变化，跨境资本流动呈现明显回流态势，进一步丰富了新态势的内涵。
（一）证券投资项：短期大幅外流后快速回流，双向波动加剧
证券投资项是2022年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波动的核心来源，呈现出“全年外流、年末回流”的鲜明特征，2023年初回流态势进一步强化，成为跨境资本流动最具动态性的板块。
1. 2022年证券投资项大幅外流，债券投资是主因
2022年，我国证券投资项逆差达2811亿美元，较2021年514亿美元的净流入实现大幅逆转，创下近年罕见的外流规模。从结构上看，债券投资是外流的主导因素，全年净流出2678亿美元，而股权资金仅净流出133亿美元，债券投资外流规模占证券投资总外流规模的95.3%。
这一现象的核心驱动因素是美联储的激进紧缩货币政策。2022年，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胀压力持续攀升，美国CPI同比涨幅最高达9.1%，创40年新高。为抑制通胀，美联储全年累计加息六次，总加息幅度达37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从0-0.25%升至4.00%-4.25%，同时启动缩表进程。这一政策导致中美利差出现历史性倒挂，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最高升至4.33%，而同期10年期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维持在2.6%-2.9%区间，利差倒挂幅度最大接近1.7个百分点。
利差倒挂显著改变了跨境资本的收益预期，吸引境内债券投资资金大量撤出。从投资方向看，双向证券投资均呈现出明显的外流特征。一方面，来华证券投资净流出1079亿美元，主要通过境外机构减持我国发行债券及债券到期赎回实现，全年债券项下净流出1456亿美元，而股权投资为344亿美元净流入，显示境外资本对我国股权市场仍保持一定信心；另一方面，境内对外证券投资活跃度大幅提升，全年净流出173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对外债券投资1255亿美元，同比增长两倍以上，境内资本通过配置海外债券获取更高收益的意愿强烈。
债券通项下的数据直观反映了境外机构的减持行为。2022年，境外机构通过债券通减持人民币债券的迹象明显，上半年减持力度较大，下半年减持幅度逐渐收窄，12月转为净增持，呈现出“先卖后买”的调整态势。这一变化既反映了利差倒挂带来的短期压力，也体现了境外资本对人民币债券长期价值的认可。
2. 2023年初证券投资项快速回流，股债市场同步吸引外资
2022年底以来，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经济金融复苏回暖，叠加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转向，短期跨境证券投资资金开始显著回流，2023年初回流态势进一步强化。
从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数据看，证券投资项差额“由逆转顺”，2022年12月顺差118亿美元，2023年1月顺差扩大至178亿美元，实现连续两个月净流入。从具体市场表现看，股债市场均呈现外资大幅流入态势。股市方面，沪股通、深股通资金大幅净流入。2023年1-2月，沪股通资金净流入794.6亿元，深股通资金净流入710.8亿元，合计净流入1505.4亿元。其中1月份沪股通、深股通分别净流入705.5亿元、707.3亿元，均创下单月历史新高，反映出境外资本对我国股市复苏的强烈预期。在债市方面，债券通交易量显著增长，2023年2月债券通交易量达7438亿元，较1月环比增长34%，境外机构增持人民币债券的意愿明显回升。截至2023年4月6日，外资持有我国境内股票市值达2.52万亿元，较2022年底增加1144亿元，增长4.8%，进一步印证了证券投资项的回流态势。
（二）跨境其他投资：由逆转顺，对冲短期资本外流压力
跨境其他投资项涵盖跨境存贷款、贸易应收应付等内容，2022年实现“由逆转顺”，成为稳定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力量，2023年初延续了顺差格局。
1. 2022年其他投资项“由逆转顺”，跨境贷款是核心支撑
2022年，我国跨境其他投资项全年顺差454亿美元，而2018-2021年该项目已连续四年逆差，2021年净流出规模达2572亿美元，这一转变有效对冲了证券投资项下的资金流出，为国际收支平衡提供了重要支撑。
从明细项看，跨境贷款项的“由逆转顺”是主要驱动因素。2022年，跨境贷款项净回流833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境外贷款到期，境内机构收回境外贷款资金，形成资金回流。从资产负债结构看，2021年跨境其他投资各明细项均呈现逆差，其中贷款项逆差1302亿美元、货币和存款项逆差998亿美元、贸易信贷项逆差277亿美元；2022年各明细项显著改善，贷款项转为大幅顺差，货币和存款项、贸易信贷项逆差大幅收窄，共同推动其他投资项实现顺差。
2. 2023年初延续顺差格局，跨境借贷关系稳定
从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数据来看，2023年1-2月，跨境其他投资延续顺差格局，其中2月其他投资项顺差14亿美元，反映出年初我国跨境借贷、贸易信贷关系保持稳定，有利于我国外债规模和结构的稳定。这一态势表明，我国跨境其他投资项已从过去的资金流出通道转变为资金回流的重要渠道，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缓冲作用显著增强。
（三）直接投资：顺差格局延续，双向投资平稳有序
直接投资作为长期资本流动的核心组成部分，2022年虽净流入规模有所下降，但仍延续了顺差格局，2023年初双向直接投资均呈现增长态势，体现了我国经济基本面对长期资本的持续吸引力。
1. 2022年直接投资顺差305亿美元，外商来华投资保持高位
2022年，我国直接投资项全年净流入305亿美元，较2021年1653亿美元的净流入规模有所下降，但总体保持顺差格局，彰显了我国市场对海外长期资本的吸引力。
从结构上看，外商来华直接投资（FDI）保持较高水平，是直接投资顺差的主要支撑。2022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1802亿美元，其中股权投资净流入1597亿美元，占比达88.6%，反映了海外长期资本对我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平稳，2022年对外直接投资1497亿美元，其中对外股权投资820亿美元，对境外关联公司贷款净流出67亿美元，企业“走出去”总体平稳有序。
中国贸促会发布的《2022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发展平稳，超半数企业对外投资收益率实现增加或保持稳定；超过七成的受访企业维持或扩大了对外投资规模；八成以上的企业对未来对外投资发展前景持较为乐观态度；约九成的境内企业持续看好RCEP国家的投资机遇，体现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韧性与信心。
2. 2023年初双向直接投资增长，复苏态势明显
2023年初，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跨境往来便利度显著提升，双向直接投资均呈现增长态势。据商务部数据，2023年1-2月，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397.1亿美元，同比增加4.9%；从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数据看，2月直接投资资金流入499亿美元，较上年2月同比增加6.9%，外商来华投资热度回升。
同时，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23年1-2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99.6亿美元，同比增长26.5%，其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47.2亿美元，同比增长22.3%；流向批发和零售业40.9亿美元，同比增长17.2%；流向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的投资也呈增长态势（表2）。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0.4亿美元，同比增长27.8%，占同期总额的20.2%，“一带一路”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增长点。
（四）净误差与遗漏项：逆差收窄至低位，灰色资本流动减少
净误差与遗漏项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平衡项目，其负值往往被视为灰色资本外逃的重要参考。2022年，我国净误差与遗漏项逆差显著收窄，反映出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成效显著，灰色资本外逃得到有效遏制。
1. 净误差与遗漏项逆差降至2015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2年，我国净误差与遗漏项负值收窄至906亿美元，同比减少32.6%，降至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学术分析中，通常将净误差与遗漏项与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超过3%的部分纳入“灰色资本流动”考量，而2022年这一比重显著下降（图6），表明隐藏在净误差与遗漏项中的灰色短期资本流动明显减少。
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监管的加强与优化。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严厉打击地下钱庄、跨境赌博等非法跨境资金转移行为，通过“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的两位一体监督管理模式，有效遏制了通过“地下通道”转移资本的现象，维护了跨境资本流动的良性秩序。
2. 统计方法优化助力数据质量提升
净误差与遗漏项的减少也与国际收支统计方法的调整优化密切相关。净误差与遗漏项的形成部分源于统计偏差，即经常账户顺差带来的外汇资金流入与资本金融账户的资金逆差流出未能完全平衡，或部分经济活动资金未被国际收支记录。
自2020年起，国家外汇管理局启动了企业数据源转型，优化了国际收支数据的采集方法，提高了统计数据质量，促进了国际收支资产负债两端的平衡记录，从而减少了净误差与遗漏项的规模。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国际收支数据的准确性，也为研判跨境资本流动真实态势提供了更可靠的依据。
二、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多维影响
跨境资本流动的平稳有序是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基础。2022年以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在短期波动中保持总体均衡，2023年呈现稳健复苏态势，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金融市场稳定、外债结构优化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保障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外汇储备稳定
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标志，而跨境资本流动是影响国际收支平衡的核心因素。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健运行，有效对冲了经常账户顺差收窄的压力，保障了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1. 对冲经常账户顺差收窄压力
2023年，全球经济仍陷于滞胀困境，外需走弱拖累我国贸易进出口增长。据海关总署数据，2023年1-2月，我国贸易出口5063亿美元，下降6.8%；进口3894.2亿美元，下降10.2%；贸易顺差1168.8亿美元，虽然同比扩大6.8%，但整体顺差优势较2022年有所减弱。
在这一背景下，非储备金融账户下的跨境资本流动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2022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4019亿美元，资本金融账户逆差3113亿美元，其中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2110亿美元，储备资产减少1000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项逆差906亿美元（表3），各账户相互对冲，实现了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2023年初，证券投资项与其他投资项的顺差进一步补充了国际收支的流动性，为平衡提供了保障。
2. 维护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
外汇储备是我国抵御外部风险的重要“缓冲垫”，而跨境资本流动直接影响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2023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在小幅波动中保持基本稳定，截至2023年3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18万亿美元，环比小幅上升1.62%。
这一稳定态势得益于跨境资本流动的均衡运行：一方面，直接投资的持续顺差与证券投资项的回流带来了稳定的资金流入；另一方面，其他投资项的顺差对冲了部分短期资金波动的影响，避免了外汇储备的大幅波动。外汇储备的稳定不仅增强了我国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也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提升市场活力与吸引力
跨境资本的双向均衡流动对我国股市、债市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促进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提升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吸引力。
1. 稳定股市、债市运行
海外资金是我国股市、债市的重要参与者，其流向变化往往成为市场价格波动的风向标。2022年，尽管证券投资项出现大幅外流，但下半年以来境外机构减持力度收窄，12月转为增持，2023年初沪股通、深股通资金大幅流入，有效稳定了股市情绪，推动市场企稳回升。
在债市方面，债券通交易量的增长与境外机构的增持，不仅增加了市场流动性，也优化了市场投资者结构，降低了市场波动性。截至2023年4月，外资持有我国境内股票市值达2.52万亿元，占流通A股市值的比重保持在3%左右（图7），成为市场稳定运行的重要力量。
2. 促进人民币汇率稳定
跨境资本流动直接影响外汇市场供需，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2022年，尽管面临美联储加息、中美利差倒挂等压力，但由于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均衡，人民币汇率并未出现大幅贬值，而是呈现双向波动特征。2023年，随着跨境资本回流态势明显，人民币汇率呈现稳中有升行情，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平稳形成了良性互动：稳定的汇率吸引外资流入，而外资的持续流入又进一步支撑汇率稳定，为我国金融市场营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同时，汇率在合理区间内的弹性波动，也发挥了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三）优化外债结构与规模，降低债务风险
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健运行有助于我国外债规模保持合理稳定，同时推动外债结构优化，降低汇率风险与期限错配风险，提升外债可持续性。
1. 外债规模稳中有降，负债率保持低位
2022年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2.45万亿美元，较上年末减少2938亿美元；外债负债率（外债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3.6%，较上年末降低1.8个百分点，远低于国际公认的20%警戒线，反映出我国外债规模总体可控。
这一变化主要受汇率调整和外资减持人民币债券影响，但跨境其他投资项的资金回流与直接投资的持续流入，有效避免了外债规模的大幅波动。2023年初，跨境借贷资金流动延续稳定态势，进一步保障了外债规模的合理性。
2. 外债结构持续优化，风险抵御能力增强
2022年，我国外债结构呈现出两大优化趋势：一是人民币外债占比显著提升，2022年末人民币外债占比达45%，较2016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人民币本币外债占比的提升有利于降低外债还本付息中的币种错配和汇率风险；二是外债期限结构显著改善，短期外债与中长期外债占比分别为54.5%与45.5%，较2016年相比，中长期外债占比明显提高，期限错配风险有所下降。
此外，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保持在合理水平，进一步增强了我国抵御短期债务风险的能力。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为外债结构优化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优化的外债结构又反过来促进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平稳运行，形成了良性循环。
（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跨境资本流动不仅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连接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桥梁，对实体经济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1. 为实体经济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直接投资作为长期资本，其持续流入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2022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1802亿美元，重点投向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为相关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稳发展，也有助于企业整合全球资源、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
2023年1-2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6.5%，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27.8%，既推动了国内产业转移与升级，也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发展，实现了互利共赢。
2. 助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扩容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通过债券通、沪深股通、QFII/RQFII等渠道，不断扩大跨境证券投资的便利性，吸引了大量外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2022年，尽管面临短期波动，但外资持有我国境内股票市值仍保持在2.5万亿元左右，2023年初进一步增长，反映出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吸引力持续提升。
资本市场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带来了资金，更引入了成熟的投资理念、风险管理技术与市场运作机制，促进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完善与高质量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更高效的融资服务。
三、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展望
展望2023年及未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将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经济复苏、政策红利释放的双重影响，总体呈现“稳健运行、双向扩容”的趋势，但仍需警惕外部风险传导带来的短期波动。
（一）有利因素：支撑跨境资本流动平稳运行的核心动力
1. 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形成核心吸引力
经济基本面是吸引跨境资本的根本因素。2023年，我国经济已步入全面修复期，在全球经济低迷背景下，我国或将成为少数保持经济增速回升的主要经济体。随着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逐步恢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将为跨境资本流动提供坚实的基本面支撑。
同时，我国将继续扎实有序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提高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便利化水平，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一系列稳增长、稳外资政策的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增强海外资本对我国市场的信心，推动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持续流入。
2. 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深化，吸引力持续提升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举措渐次落地，全面注册制的实施、互联互通机制的拓展、外资准入限制的放宽等，不断提升资本市场的“含金量”与活力。截至2022年4月，外资持有我国境内股票市值达2.52万亿元，较2022年底增长4.8%，反映出外资对我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看好。
未来，我国将继续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完善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构建更加友好的投融资环境，鼓励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同时，随着人民币资产纳入全球主要指数的权重不断提升，被动型资金将持续流入，进一步扩大跨境证券投资规模。
3. 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增强资产吸引力
汇率稳定是吸引外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重要前提。2023年，随着我国经济复苏态势明显、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将呈现稳中有升行情。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速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将支撑人民币的相对价值；另一方面，美联储加息周期接近尾声，美元指数大概率走弱，将减轻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与适度升值，将降低外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汇率风险，提升人民币资产的相对收益吸引力，推动外资继续稳步投资我国证券市场，促进跨境资本的持续回流。
4.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完善，风险防控能力提升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的两位一体监督管理框架，建立健全本外币一体化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丰富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工具箱。同时，借助科技赋能，加强对非法跨境资金转移行为的监测与打击，有效遏制了灰色资本流动。
完善的管理体系与较强的风险防控能力，能够有效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短期波动，维护市场秩序，为跨境资本流动的平稳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二）风险因素：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潜在挑战
1. 全球通胀与发达经济体紧缩政策的滞后影响
尽管2023年全球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2023年2月美国CPI同比涨幅6%，英国CPI同比上涨10.4%，通胀粘性依然较强。为抑制通胀，美联储和英国央行于2023年3月分别再加息25个基点，美国利率已升至15年来最高水平。
高利率导致国际市场流动性紧张，可能引发境外机构撤出在华资金。此外，美联储激进货币政策调整引发的银行挤兑危机（如硅谷银行、瑞士银行破产），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蔓延，海外投资机构可能回撤资金以求自保，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短期冲击。
2. 全球经济滞胀风险与地缘政治冲突
2023年，全球经济仍面临滞胀困境，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甚至面临衰退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将导致外需走弱，影响我国贸易顺差，进而间接影响跨境资本流动。同时，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发酵，可能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引发跨境资本的避险情绪，导致资金流向安全资产，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带来不确定性。
3. 跨境资本流动双向波动可能加剧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将持续扩大，双向波动特征也将更加明显。一方面，外资的持续流入将增加市场活力；另一方面，海外市场波动、利差变化等因素可能导致外资集中撤出，引发短期市场波动。此外，境内资本“走出去”的规模不断扩大，也将增加跨境资本流动的复杂性与波动性。
（三）总体展望：稳健运行成为主基调，双向扩容趋势不改
综合来看，2023年及未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将呈现“总体稳健、双向活跃”的基本态势。一是直接投资将延续顺差净流入格局。在我国经济持续向好、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的背景下，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将保持稳定增长，重点投向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平稳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是重要投资目的地，双向直接投资将保持活跃态势。二是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将更趋平稳。相较于2022年，2023年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等资金动向受发达经济体加息等溢出影响将边际减弱。在全球经济滞胀困局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对比之下，海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意愿将保持较强，外资参与境内证券市场将更加活跃，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将显著提升。三是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扩容趋势不改。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外资流入规模将稳步扩大；同时，境内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加快，对外投资规模将持续增长，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互动将更加频繁，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政策建议
为应对跨境资本流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维护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促进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结合前文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强化外部风险研判与防控，防范风险传导
1. 密切监测外部形势动态变化
持续跟踪全球经济形势、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因素的变化，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准确识别风险点，及时评估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重点关注美联储政策调整的滞后效应、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境外银行危机的传导等风险，提前做好应对预案。
2. 降低外部风险敞口，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动态监测
一方面，警惕海外风险对我国境外资产安全的影响，引导企业加强境外投资风险管理，合理配置资产，降低单一市场依赖；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动态监测系统，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提升对跨境资金流向、规模、结构的监测能力，及时发现异常流动迹象，防范短期资本集中外流引发的风险。
3. 丰富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工具箱
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针对不同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制定差异化管理措施，增强政策的精准性与灵活性。例如，对于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可适当运用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外汇风险准备金等工具；对于长期资本流动，应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与信息共享，共同应对全球性金融风险。
（二）坚持货币政策独立自主，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
1. 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灵活性
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框架下，我国应优先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根据国内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需要，自主确定货币政策节奏与力度，避免受外部政策调整的过度干扰。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维持紧缩的背景下，我国应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 关注外汇占款渠道的基础货币投放
随着跨境资本回流态势明显，外汇占款可能持续增加，对基础货币投放产生影响。应加强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监测与分析，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占款波动对流动性的影响，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货币市场利率稳定。同时，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确保流动性精准滴灌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三）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外汇市场预期
1.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稳定波动
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当汇率面临单边波动压力时，可适当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进行调节，稳定市场预期。同时，保持汇率在合理区间内的弹性波动，充分发挥汇率对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2. 加强市场预期引导与沟通
强化汇市风险监测分析，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主动回应市场关切，引导市场主体树立理性的汇率预期。通过多种渠道加强政策解读，让市场充分理解我国汇率政策的目标与导向，避免非理性投机行为。同时，鼓励企业树立“风险中性”理念，加强外汇风险管理，降低汇率波动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3. 完善本外币一体化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进一步建立健全本外币一体化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统筹本外币跨境资金流动管理，避免监管真空与政策冲突。协同推进在岸与离岸外汇市场发展，促进本外币市场、离岸在岸市场的良性协调互动，提升我国外汇市场的深度与广度，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与稳定性。
五、案例总结
2022年以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呈现出“短期波动加大、长期均衡有序”的鲜明特征。证券投资项的大幅外流与快速回流成为短期波动的核心，而直接投资的持续顺差、其他投资项的“由逆转顺”与净误差与遗漏项的逆差收窄，共同保障了资本流动的总体均衡。2023年，随着我国经济复苏回暖、资本市场开放深化，跨境资本流动呈现稳健回流态势，稳定性显著增强。
稳健的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金融市场稳定、外债结构优化与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展望未来，尽管面临全球通胀、发达经济体紧缩政策、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不确定性风险，但在我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资本市场吸引力提升、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等有利因素支撑下，跨境资本流动将总体保持稳健运行，双向扩容趋势不改。
为应对潜在风险、把握发展机遇，我国应强化外部风险研判与防控，坚持货币政策独立自主，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与市场预期引导，统筹安全与发展，有序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维护跨境资本流动的平稳有序，为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案例思考
1. 结合2022年我国证券投资项大幅外流的案例，分析其核心驱动因素，并阐述2023年初证券投资项快速回流的主要原因，以及这一“外流-回流”态势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的启示。
2. 请结合2022年我国外债规模与结构的变化数据，分析跨境资本流动如何推动外债结构优化，并说明在2023年外部环境仍存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国应如何进一步防范外债风险、巩固结构优化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