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全球货币体系中，货币国际化始终是一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与国际话语权的核心体现。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霸权以来，全球形成了以美元为核心、欧元、日元等为补充的单一主导型货币格局。然而，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多极化趋势加速——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23 年GDP 总量突破12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达18.5%，外贸进出口总额达42.07万亿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3.6%。经济规模与贸易地位的提升，使得人民币国际化从 “可选命题” 变为 “必然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中国匹配经济地位、降低对美元依赖的内在需求，更是推动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缓解 “美元潮汐” 收割风险的外在需要。从国内视角看，人民币国际化可减少外贸与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敞口，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的冲击——2023年中国企业因美元汇率波动产生的汇兑损失超3000亿元，而使用人民币结算的企业汇兑成本平均降低15%-20%。从全球视角看，人民币国际化为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除美元、欧元外的新选择，2024年全球已有超过80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升至2.8%，较 2016 年加入SDR时的1.08%实现翻倍增长。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历程：从边境探索到全球布局
人民币国际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 “边境贸易萌芽 — 跨境结算起步 — 全球体系融入 — 数字技术赋能” 四个阶段，呈现出 “由点及面、渐进可控” 的鲜明特征。
（一）第一阶段：边境贸易萌芽期（1990-2008年）——民间自发到政策引导
这一阶段的核心是依托边境贸易推动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以解决双边贸易中的货币兑换难题。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俄罗斯、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快速发展，但由于双方货币均非国际货币，贸易结算长期依赖美元，存在兑换成本高、结算周期长的问题。为改善这一状况，民间自发形成了人民币跨境流通场景——在中俄边境的绥芬河、中越边境的凭祥，人民币成为商贩间的主要交易货币，部分周边国家甚至将人民币作为民间储备货币。
政策层面，中国从2003年开始逐步引导人民币边境流通。2003年，央行与越南国家银行签署《中越边境贸易结算协议》，首次明确人民币可用于中越边境贸易结算；2004年，央行允许香港银行办理个人人民币存款、兑换、汇款业务，开启离岸人民币市场探索；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7・21 汇改”）启动，人民币从固定汇率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为后续国际化奠定汇率弹性基础。截至2008年，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年跨境流通规模约为1200亿元，主要集中在边境贸易与旅游消费领域，尚未进入全球主流贸易与金融循环。
（二）第二阶段：跨境结算起步期（2009-2015年）—— 政策驱动与市场拓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霸权的风险——美元流动性收紧导致新兴市场贸易融资困难，中国外贸企业也面临“美元荒”压力。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从 “边境探索”转向“全国推广”，核心是推进跨境贸易与投资的人民币结算。
2009年7月，央行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在上海、广州、深圳等5个城市开展试点，允许试点企业以人民币结算进出口贸易。2010年6 月，试点范围扩大至20个省（市），2011年8月进一步扩大至全国，结算范围从货物贸易延伸至服务贸易与其他经常项目。2014年，央行推出 “沪港通”，允许内地与香港投资者跨境买卖股票，开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2015年，“深港通” 落地，同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一期上线，取代此前依赖 SWIFT 的结算通道，为人民币跨境支付提供独立基础设施。这一阶段，人民币国际化成效显著：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从2009年的35.8亿元飙升至2015年的7.23万亿元，占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0.02%升至26.9%；截至2015年底，中国已与 3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3.1万亿元人民币；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余额从2009年的627亿元增至2015年的1.08万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
（三）第三阶段：全球体系融入期（2016-2020年）——SDR 背书与市场深化
2016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 “里程碑之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权重为10.92%，超过日元（8.33%）与英镑（8.09%），成为第三大权重货币。这标志着人民币获得国际官方认可，正式跻身 “全球储备货币俱乐部”。
为巩固SDR地位，中国加速推进金融市场开放。2017年推出 “债券通”，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投资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2018年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限制；2019年启动 “沪伦通”，实现内地与英国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同时，人民币在能源、大宗商品贸易中的使用取得突破——2018年，中国与沙特签署首笔以人民币结算的原油进口协议，2019年人民币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交易量突破 3000万手，成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期货合约。
截至2020年底，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28.7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0.2%（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略有回落）；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规模达2176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2.25%；CIPS 系统覆盖109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处理金额达3000亿元人民币。
（四）第四阶段：数字技术赋能期（2021年至今）—— 数字人民币与场景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人民币（e-CNY）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引擎。2020年，数字人民币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等多地启动试点，2022年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国 17个省市，2023年开始探索跨境应用场景。
数字人民币的跨境优势显著。一是降低支付成本，传统跨境支付通过SWIFT系统需经过3-5个中介机构，手续费率约0.5%-1%，结算周期2-3天；而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可实现“点对点”实时到账，手续费率降至0.1%以下。二是突破 SWIFT制约，数字人民币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独立支付网络，无需依赖SWIFT 系统，为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提供选择。三是适配新兴场景，在跨境电商、边境贸易、海外旅游等场景中，数字人民币可实现“即时兑换、实时支付”，解决小额高频交易的结算痛点。
截至2024年底，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超1500万个，累计交易金额达12万亿元；跨境应用方面，中国已与泰国、阿联酋、巴西等10个国家开展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2024年数字人民币跨境交易规模达8000亿元，占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的19%；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数字人民币已用于基础设施融资（如中老铁路项目）、能源贸易（如中伊石油结算）等领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 “新抓手”。
三、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既源于全球货币体系的惯性，也来自中国内部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短板。
（一）美元霸权的惯性制约：全球货币体系的路径依赖
美元霸权已形成 “贸易结算—外汇储备—大宗商品定价—支付系统”的完整闭环，短期内难以撼动。从贸易结算看，2024年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占比仍达58%，而人民币占比仅为7.3%；从外汇储备看，美元占比58.4%，人民币占比2.8%；从大宗商品定价看，全球90%以上的原油、80%以上的铜、大豆等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如上海原油期货）市场份额仅为8%；从支付系统看，SWIFT系统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处理金额达6万亿美元，而CIPS系统日均处理金额仅为 3500亿元人民币（约合480 亿美元），覆盖范围与处理能力仍有较大差距。
美元霸权的惯性还体现在 “石油-美元”体系的绑定——中东产油国长期以美元结算石油贸易，2023年中国进口原油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例仅为12%，其余仍依赖美元。此外，美国通过《反海外腐败法》（FCPA）、《赫尔姆斯-伯顿法》等法律工具，对使用非美元结算的国家和企业实施制裁，抑制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使用意愿。
（二）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平衡：金融安全与市场开放的权衡
资本账户开放是货币国际化的核心前提 —— 只有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才能在国际市场形成顺畅的 “流出 - 回流” 循环。但资本账户开放也可能引发短期资本冲击，新兴市场国家的教训（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18年阿根廷货币危机）表明，过早、过快开放资本账户可能导致资本大规模外流，引发汇率暴跌与金融动荡。
当前，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仍处于 “渐进式” 阶段：在直接投资领域（如 FDI、ODI）已基本实现可兑换，但在证券投资（如短期债券、股票）、衍生品交易等领域仍存在额度管理与资格限制；在短期资本流动（如热钱、投机性资本）方面，仍通过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系数等工具进行调控。这种 “半开放” 状态导致人民币国际流动性不足 ——2024年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交易量仅为美元的3%，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融资功能受限，制约了其作为储备货币的吸引力。
（三）人民币回流机制的不完善：使用闭环的 “最后一公里”
货币国际化需要形成 “流出（通过贸易、投资输出人民币）— 流通（在国际市场用于交易）— 回流（通过金融市场或贸易渠道返回发行国）” 的完整闭环。当前，人民币 “流出” 渠道已较为通畅（如跨境贸易结算、对外直接投资），但 “回流” 渠道仍存在短板。一是回流工具不足。境外主体持有的人民币主要通过 “债券通”“沪港通” 等渠道投资内地资本市场，但内地股票、债券市场的外资准入仍存在隐性门槛（如信息披露要求、交易结算规则差异），2024年境外投资者持有内地股票、债券的规模仅占市场总量的4.5%和3.8%，远低于美国（外资持有占比约20%）、日本（约15%）的水平。二是人民币计价资产供给不足。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集中在低风险、高流动性的主权债券，但中国国债的海外发行量仅占全球主权债券市场的5%，且信用评级（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为A+，低于美国的AA+）限制了其吸引力。三是贸易回流占比低。人民币回流主要依赖金融渠道，通过 “进口贸易用人民币结算” 的回流占比仅为18%，而美元通过进口贸易回流的占比达45%，导致人民币在贸易循环中的流动性不足。
（四）地缘政治的外部干扰：中美博弈与信任构建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中美关系深度绑定。2018年以来，美国将中国视为 “战略竞争对手”，通过贸易战、科技战、金融制裁等手段遏制中国发展，间接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一是限制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使用。美国施压SWIFT系统，禁止部分中资银行使用该系统（如2020年制裁华为关联银行），迫使部分国家和企业避免使用人民币结算。二是抹黑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意图”。美国政府多次声称人民币国际化是 “中国试图取代美元霸权”“破坏全球金融秩序”，误导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认知，部分国家（如东南亚、中东国家）出于对美国制裁的担忧，对使用人民币持谨慎态度。三是干扰 “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人民币应用。美国通过施压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如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要求其避免在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人民币融资，2023年“一带一路”项目中人民币融资占比从 2021年的25%降至18%。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渐进式推进策略
面对上述挑战，中国采取了 “以贸易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赋能、以区域为突破” 的渐进式策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策略一：依托 “一带一路” 倡议，构建 “项目驱动” 的人民币使用场景
“一带一路”倡议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载体——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合作、产能合作等项目，将人民币嵌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循环。一是能源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2023年进口原油5.1 亿吨、天然气1.1亿吨，其中“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如沙特、俄罗斯、伊朗）占比达60%。中国与这些国家签署 “人民币结算 + 能源进口” 协议，2023年从俄罗斯进口原油的人民币结算占比达45%，从伊朗进口原油的人民币结算占比达 80%，大幅提升了人民币在能源贸易中的使用比例。二是基础设施项目人民币融资。在 “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项目中，中国通过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人民币贷款，2021-2024年，“一带一路” 项目人民币融资规模达1.2万亿元，覆盖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巴经济走廊等标志性项目。以中老铁路为例，项目总投资400亿元人民币，其中30%为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人民币贷款，项目运营后的跨境货运结算也以人民币为主，2024年中老铁路人民币结算量达120亿元。三是区域贸易人民币圈建设。在中国 - 东盟自贸区、中国 - 中亚峰会等区域合作机制中，推动人民币成为 “区域结算货币”。2024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6.8万亿元，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32%；中国与中亚五国的人民币结算规模达8000亿元，占双边贸易总额的28%，较2020年增长150%。
（二）策略二：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打造 “内外联动” 的流动性枢纽
离岸人民币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 “桥头堡”——通过离岸市场提供人民币存款、贷款、债券、衍生品等服务，满足境外主体的人民币使用需求。中国重点打造了 “香港为主、多中心互补” 的离岸市场格局。一是强化香港离岸中心地位。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2024年底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2 万亿元，占全球离岸人民币存款的55%；香港人民币清算量占全球的70%，日均清算金额达1.8万亿元。中国通过扩大香港与内地的金融互联互通（如 “债券通”“沪深港通”），提升香港离岸市场的流动性 ——2024年通过 “债券通” 流入内地债券市场的资金达8000亿元，其中70% 通过香港离岸市场结算。二是培育多区域离岸中心。在伦敦、新加坡、法兰克福、迪拜等城市布局离岸人民币市场，形成 “覆盖欧美、辐射亚非” 的网络。2024年，伦敦人民币清算量达3.2万亿元，成为欧洲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新加坡人民币存款余额达3500亿元，主要服务东南亚地区的人民币结算需求；迪拜人民币清算中心则聚焦中东能源贸易的人民币结算，2024年处理金额达1.5万亿元。三是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在离岸市场推出人民币国债、企业债、理财产品、外汇衍生品等，满足境外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求。2024年，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达5000亿元，较 2020年增长 80%；人民币外汇远期、期权等衍生品交易量达2.3万亿元，为境外主体提供汇率避险工具。
（三）策略三：推进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突破传统支付体系制约
数字人民币凭借 “去中心化、低成本、实时到账” 的优势，成为突破 SWIFT 制约、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的关键工具。中国采取 “试点先行、场景适配” 的路径推进数字人民币国际化。一是聚焦小额高频跨境场景。在跨境电商、边境贸易、海外旅游等场景中试点数字人民币结算。2023年，深圳前海跨境电商综试区推出 “数字人民币 + 跨境电商” 服务，覆盖1000余家企业，2024年交易规模达 2000亿元；在中越边境的凭祥口岸，数字人民币已用于边民互市贸易结算，2024年结算量达500亿元，占边贸总额的35%；在海南自贸港，境外游客可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支付旅游消费，2024年交易金额达300亿元。二是构建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网络。与周边国家央行合作，建立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互联互通机制。2023年，中国与泰国央行签署《数字人民币与泰铢跨境支付合作备忘录》，实现两国数字钱包互通；2024年，中国与阿联酋、巴西等国联合推出 “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平台”，覆盖能源贸易、大宗商品交易等场景，2024年平台交易规模达6000亿元。三是探索数字人民币在多边合作中的应用。在上海合作组织（SCO）、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中，推动数字人民币作为 “区域数字结算货币”。2024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推出数字人民币融资项目，为金砖国家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数字人民币贷款，首期规模达500亿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能源贸易中试点数字人民币结算，2024年交易金额达800亿元。
（四）策略四：渐进开放资本账户，构建 “风险可控” 的开放格局
中国采取 “先长期资本、后短期资本；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机构、后个人” 的渐进路径开放资本账户，在扩大开放的同时防范风险。一是扩大长期资本流动开放。在直接投资领域，全面取消FDI、ODI的审批制，实行备案制；在基础设施领域，允许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高铁、核电等领域的投资，2024年境外直接投资（FDI）中人民币出资占比达30%，较 2020年增长15个百分点。
二是推进证券市场双向开放。通过 “债券通”“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 等机制，逐步扩大境外投资者对内地资本市场的准入。2024年，“债券通” 累计成交金额达12万亿元，境外投资者持有内地债券规模达 3.5万亿元；“沪深港通” 累计成交金额达80万亿元，境外投资者持有内地股票规模达 2.8万亿元。同时，扩大内地投资者对外投资渠道，2024年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增至2000 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50%。三是加强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通过 “宏观审慎 + 微观监管” 的双支柱框架，防范短期资本冲击：在外汇市场，通过调整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024年为6%）、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系数（1.2）等工具，调节短期资本流动；在跨境资本监测方面，建立 “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平台”，实时监控大额资本流动，2024年成功应对3次短期资本外流压力，汇率波动幅度控制在3%以内。
（五）策略五：深化双边货币合作，构建 “货币互换” 的安全网络
货币互换协议是应对美元流动性短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工具 —— 通过与其他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为双边贸易结算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同时为危机时期提供外汇储备支持。
截至 2024年底，中国已与4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4.5 万亿元人民币，覆盖主要贸易伙伴（如东盟、欧盟、金砖国家）与资源国（如沙特、俄罗斯、巴西）。这些协议的核心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双边贸易人民币结算。2024年，中国与货币互换协议伙伴国的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15 万亿元，占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的 35.7%；例如，中国与巴西的货币互换协议规模达1300亿元人民币，2024年中巴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达25%，较协议签署前增长18个百分点。二是提供危机流动性支持。2022年斯里兰卡债务危机期间，中国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向斯里兰卡提供100亿元人民币流动性，用于进口粮食、药品等民生物资；2023年阿根廷外汇储备危机期间，中国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向阿根廷提供350亿元人民币，缓解其美元短缺压力，同时推动阿根廷以人民币结算对华农产品出口（如大豆、牛肉）。
五、案例总结
（一）阶段性成效：从 “边缘货币” 到 “全球主要货币”
经过15年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显著成效，成为全球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极。一是使用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42万亿元，较 2009 年增长1.17 万倍，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4%；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规模达2500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8%，稳居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二是使用场景不断丰富。人民币已从传统的贸易结算，拓展至能源贸易、基础设施融资、跨境电商、数字支付等多元场景；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结算货币，2024年使用占比达18%。三是基础设施逐步完善。CIPS 系统覆盖128个国家和地区，接入机构达1300余家；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网络初步形成，与10个国家实现互联互通；离岸人民币市场 “香港为主、多中心互补” 的格局基本确立，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流动性支撑。四是国际认可度显著提升。人民币加入 SDR并成为第三大权重货币，被80多个国家纳入外汇储备；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维持A+，人民币计价的原油、铁矿石期货成为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定价参考。
（二）核心不足：距离 “主要国际货币” 仍有差距
尽管取得进展，人民币国际化仍面临 “规模小、功能弱、网络窄” 的问题：
从规模看，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外汇储备、支付系统中的占比仍不足10%，远低于美元（50% 以上）和欧元（20% 以上），尚未形成全球范围内的使用网络。从功能看，人民币的 “交易货币” 功能（用于贸易结算）较强，但 “储备货币” 功能（用于外汇储备）和 “投资货币” 功能（用于国际投融资）较弱，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主要用于贸易结算，而非资产配置，2024年境外人民币资产中，贸易相关资产占比达65%，金融投资资产占比仅为35%。从网络看，人民币使用主要集中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亚洲地区，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使用占比不足10%，尚未突破 “区域货币” 的局限，难以形成全球范围内的货币使用网络效应。
（三）未来方向：从 “规模扩张” 到 “质量提升”
未来5-10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方向将从“规模扩张” 转向“质量提升”，重点实现三个突破。一是突破 “区域局限”，向欧美发达国家拓展。通过扩大与欧盟的贸易人民币结算（如汽车、航空航天领域）、推动人民币在跨境电商平台（如亚马逊、eBay）的使用，提升人民币在欧美市场的认可度。二是突破 “功能局限”，强化储备与投资功能。通过扩大人民币国债海外发行、完善人民币衍生品市场、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吸引全球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目标是 2030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提升至5%，在全球证券投资中的占比提升至8%。三是突破 “技术局限”，以数字人民币重塑支付网络。通过深化数字人民币与“一带一路” 项目、跨境电商、多边合作机制的融合，构建独立于SWIFT 的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网络，目标是2030年数字人民币跨境交易规模占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的50%，覆盖50个以上国家和地区。
案例思考
1. “一带一路” 倡议下人民币在能源贸易、基础设施融资中的应用（如中老铁路、中俄原油人民币结算），分析 “项目驱动” 模式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 —— 该模式如何解决人民币 “流出-回流”的闭环问题？同时，该模式面临哪些地缘政治风险（如项目债务风险、美国施压）与操作挑战（如项目收益兑换、汇率波动）？
2. 数字人民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 “新引擎”，结合案例中数字人民币在跨境电商、边境贸易、多边合作中的试点场景（如中泰数字钱包互通、金砖国家数字人民币融资），分析数字人民币如何突破 SWIFT 系统的制约，降低跨境支付成本？同时，数字人民币在国际化过程中可能面临哪些技术挑战（如跨境 interoperability、数据安全）与监管协调问题（如各国数字货币监管规则差异）？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在 “金融开放” 与 “风险防控” 之间寻求平衡，结合案例中 “债券通”“沪港通” 等渐进式开放措施，以及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系数等风险防控工具，分析中国渐进式资本账户开放路径的优势（如避免短期资本冲击）与局限性（如制约人民币流动性）？在当前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应如何进一步优化资本账户开放策略，既提升人民币国际流动性，又防范金融风险？
